10月份CPI同比涨幅达6.5％，数据公布后引起各方面对通胀的特别关注。作者认为，对于CPI走势的判断是，没有“回落”，也不存在“反弹”，因为根据9月份的CPI涨幅比8月份下降0.3个百分点来判断“回落”不符合经济规律。

同时，作者不认为中国的通胀已经恶化，6％的通胀水平下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是均衡的，这说明经济从总体上来说是平稳的。围绕通胀问题，应该从理论和实践多个角度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分析。

许多分析认为，10月份6.5％的CPI涨幅是通胀的“反弹”。我们认为，“反弹”的说法有误。反弹的说法可能与受一些对数据解读的影响有关。

不是反弹

9月份CPI涨幅是6.2％，相比较8月份的6.5％下降0.3个百分点。有许多解读认为，通胀已经从高位“回落”，开始下降。但是10月份的CPI并没有继续“回落”，所以“反弹”一说就比较难对已经“回落”的观点自圆其说。我们认为，没有“回落”，不存在“反弹”。

得出一结论是因为根据9月份的CPI比8月份的CPI下降0.3个百分点来判断“回落”本身不符合经济规律。所有的经济现象的出现，都有一个过程，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的积累后，才会出现相应的问题，问题出现后也会有一段时间的延续。特别是宏观变量，一般不会发生突变现象。

通胀的形成与其他经济现象一样，非一日之寒，当然也不可能被控制于“一日之功”。回顾过去历史上的通胀时期，至少半年一年，有时甚至延续几年的时间。90年代初期的高通胀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。9月份的CPI数据比8月份有所下降就谈“回落”的说法，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，反弹之说就没有意义了。

特别是“通胀反弹”至“11年来的最高点”的说法有些耸人听闻，可能会造成通胀形势“恶化”的负面印象，误导老百姓和政策对通胀形势的认识和判断。实际上，10月份CPI6.5％不是“反弹”，更不是“恶化”，只不过是价格水平形成的延续性的表现，完全符合经济规律。总量经济变量的改变不可能“瞬息万变”，微观市场的调整也有生产周期和季节因素的影响。所以我们认为，直到今年底和明年年初，CPI从数据上还会在相应的5％－6％的水平才是合理的经济规律的反应。如果成品油的价格调整的影响传导到位，可能会填补心理调整和价格控制带来的价格水平的调整，更会支持CPI数据保持相应水平。

食品价格上涨也是货币现象

许多分析对通胀的货币现象认识不足。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食品类价格上涨17.6%,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幅度最高，达到38.3％。虽然微观环节的生产周期使CPI数据会在一段时间内延续相对高的水平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通胀的货币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。

CPI作为价格水平的描述性指标，选取的主要是一般消费品，食品的权重很大。因为一般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对一般消费者的影响很大，对通胀预期提升的影响很大。历次通胀大部分都主要以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为特征。换句话说，食品价格上涨与通胀水平的上涨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实际上食品类市场长期以来都属于过剩供给的市场之一，不可能突然出现巨大的供求缺口导致价格上涨。食品市场也不是垄断性市场，一直是竞争程度较高的市场，不容易有价格操纵。所以食品类价格当前出现普遍上涨的事实，显示流通环节价格上涨的信号作用应该比较强烈，也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货币贬值的表现。

所以不能以“食品价格上涨为主”而忽略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，可能带来价格水平上升这样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。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，通胀的形成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两年滞后的关系。中国被动的货币发行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已经两年多，猪肉价格的上涨正好成为催化剂。猪肉引起食品价格的普涨，应该是这种催化剂效应的一部分。

利率与通胀

对于利率治理通胀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的认识。对利率治理通胀的作用要在两方面加强认识。一方面，需要更全面分析通胀上涨的原因。如果通胀不单是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，特别是存在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运行中的总需求的问题，只有实际利率的提升，才能最终达到通胀预期下降，而不是变成真实通胀的效果。

另一方面，利率的调整要达到货币政策预期的效果和影响，微观环境中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，一是银行对利率要敏感。利率提升要逐渐缩小利差，使银行自己调整贷款利率，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减少资金的供给进而降低总需求。二是企业要敏感。企业要能够从投资收益减少，降低投资规模的角度敏感反应利率的提升，利率提升就达到减少投资需求进而降低总需求的效果。三是消费者要敏感。实际利率的提升，消费者要能够转变刻意多买消费品而推高消费品价格的行为和意愿。

这三个问题属于结构性问题，结构性调整得不到相应的改善，利率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，并且影响利率市场化进程，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，影响宏观调控或者宏观管理的效果。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，任何政策都有实施过程，特别是利率政策需要累积效应。

汇率与通胀

对汇率提升有利于降低通胀的观点要具体分析。理论上来说是对的。汇率升起来，进口产品的价格会降下来。但是，是否能够缓解通货膨胀，要看是否能够达到进口替代的效应。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两个问题。

首先是进口产品的结构与CPI结构是否有一定的重合。CPI的构成是一般消费品，我国现在进口产品可能更多是一些原材料、大宗产品和设备机械，粮食、高档消费品等等。这些产品与CPI的构成直接重合的并不多，并不能直接产生替代效应。目前，这些大宗产品的价格都呈现上涨趋势，人民币的升值要超过这些商品价格上涨幅度，才能对国内被替代品的价格产生影响，否则反而会推动国内的价格上涨。比如，石油价格上涨，国内成品油价跟随上调。会使几乎所有商品的成本上升，如果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上面，CPI将不减反升。人民币升值可以多买资源类产品的说法，也应该注意前提条件。

其次，人民币升值的幅度。因为要达到进口替代的目的，进口商品一定要具备比较优势。高档商品的比较优势可能体现在差异性上面，但同类一般商品可能是价格优势更大一些，特别是要替代现在涨价的商品，价格一定要更便宜才能具有替代性。中国目前是一般消费品出口大国，所制造的大部分是一般商品，中国变成全球制造业中心就是因为其具备生产这些商品的比较优势。现在要用没有比较优势的进口产品替代中国制造的同类低端产品，假定进口结构调整，一般消费品进口增加，人民币必须大幅升值来抵消中国在这些产品的比较优势，才能使进口产品的价格显现优势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直接大幅调控国内一般消费品的价格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：在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之前，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不具备以一般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作为发展战略的比较优势。

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的通胀已经恶化，6％的通胀水平下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是均衡的，说明经济从总体上来说是平稳的。不过对存在通胀预期的上升的各项新增因素要给予特别的关注。

(本文来源：中国证券报 )